西湖娱乐城专用列车“式”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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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办公的日子其实并不多，而是奔波在去各地调研的铁路上。依靠专列这一流动的“办公室”，随时随地同地方各级干部现场办公，接触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据统计，从1949年进京赶考至1975年最后一次从南方回到北京，在专列上共工作和生活了2148天，里程数达340多万公里。可以说，乘专列开展调查研究是向下调查的一种重要途径。本文选记了几例在建国后乘专列开展调研的故事，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创新，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是赞成学苏联的，同时他也认为学习苏联要结合实际，不能全盘照搬。1952年11月，中央决定组织和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从苏联农业发展经验来看，中国应在农业方面实行“先机械化再集体化”的模式。但是，认为，仿照苏联经验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一方面国内工业化基础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几乎零起步。如果中国先进行集体化，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为机械化的推行打下良好的人力和财力基础。

　　从调研问题的提出到遇到的办社困难，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张玉美汇报了邢台县先后建立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当年秋麦两季都普遍增产，一下子吸引了全县农民。随后，听说邢台全县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数的87%，惊讶地问其中的原因。据张玉美回忆，当时他回答了两个原因。一是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二是《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顺合民心民意。张玉美还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群众争先恐后的高度热情，出现了动员群众缓入社比发动群众入社还困难的现象。听了汇报后，倍感振奋，在张玉美临下车前说道：“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而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在国际上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事件，在国内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1957年1月至3月，先后多次在会议上谈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著名的一次，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线日，乘坐专列南下，亲自宣传新思想、新观点并顺带搞一些调研。当日中午，专列抵达天津，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等在专列上谈话，晚上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干部见了面，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题作了报告。18日晚上，在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作题为“思想问题”的报告。19日早晨，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宏、市委书记陶有亮、市长张洪范，了解徐州煤矿、利国铁矿等方面的情况。同一天，来到南京，在下榻处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领导座谈，起草了《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线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和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下午前往上海继续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从上述四天的紧张行程来看，此次南下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干部群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知问题，戏称自己变成了“游说先生”，走一路，讲一路。与此同时，他也在随时随地调研，掌握真实的舆论环境。在一路宣讲和调研的过程中，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虽然他已经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但是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没有把握住舆论的主动权。《人民日报》不宣传最高国务会议，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而《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党报被动，则意味着党的领导也被动。对此很不满意，感叹道：“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

　　通过调查研究，较早地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1958年11月2日，乘专列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5日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柯庆施比较详细地汇报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教授对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包括怕占用他们的房屋、家具，怕取消货币而提取存款购物，怕取消定息等。周小舟、舒同也反映了湖南、山东两省出现的类似情况。说：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心大定，一种是人心大乱。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严厉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的主张，并建议大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59年初，看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发现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2月23日，带着疑惑再次登车南下，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愈发觉得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不久，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他批评有些人在下面搞了几个月的调查也搞不清楚，强调“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很危险”。认为，做到“超然”就是不要陷入具体材料，要经过分析综合，作出对事物本质的正确概括。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行得通？认为还有必要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3月29日，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透过列车窗户，观察到铁路两旁农民插秧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车询问农民对插秧密度的想法，几个农民纷纷赞成六寸乘六寸。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3月31日，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听了一段汇报后又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